按：在省社科联召开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代价”策论座谈会上。各地经济专家对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需要付出的“代价”进行评估，并提出了降低代价的对策和建议。专家们的一些观点和精辟论断，不仅让我们认识到转变增长方式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也可以得到巨大收益，而且对我们进一步理解习书记讲的“凤凰涅磐、浴火重生”有很大的启发。现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代价策论座谈会纪要》转发。供参阅。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代价”策论座谈会纪要
7月 19日，省社科联召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代价”策论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发言的有华东师范大学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长乐，上海社会科学院部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建文，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省经济建设规划研究院院长刘亭，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朱家良，省统计局副局长王杰，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浙江大学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伟，浙江工商大学MBA教育中心主任郑勇军、浙江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方民生、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徐剑锋等十位专家。会议围绕着对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评估，转变中需要付出的“代价”，如何降低代价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研讨。主要观点如下：
一、对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现状的评价
浙江1998年以来经济运行质量和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利润增长快于产值增长，三次产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企业集约化指数全国最高，财政收入、企业利润、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粗放增长的格局有所改变，这主要是微观主体改革的结果。第二代企业家正在成长，大学毕业生迅速增加，人力资本不断积累，企业实力不断增强，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这些都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但是主要靠增加投入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途径没有变，而且投入的边际效益下降。
在长三角地区，浙江经济增长最为粗放，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迫切性最为明显。从产业结构看，浙江服务业的比重和层次明显低于沪苏两地，制造业中轻工业比重高，重工业中基础工业比重高，服务业中消费性服务业比重高，能耗、物耗严重，水、电、地荒也最为厉害，工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最低，产业结构对下一步发展的约束十分明显；从企业层面看，企业低成本扩张突出，表现为产品的低技术含量、生产的低创新冲动和企业的低规模效益，浙江私营企业、中小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多，大型企业的规模、份额与上海、江苏比都存在明显差距；从社会层面看，社会事业发展较慢，科技投入偏弱，人口的文化素质也偏低。这些状况是浙江经济持续增长的不利因素，不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浙江就不可能继续走在前列。
二、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缓慢的原因
浙江经济长期处于粗放增长状态，主要原因就是基本约束条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路径依赖难以转变。一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微观动力明显不足。20多年来，浙江民营企业始终处于低层次产品的市场需求快速增长的顺风顺水状况之下。先是国内商品长期短缺，接着是国际市场对资源消耗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需求旺盛，低层次产品出口持续增长。同时要素价格长期过低支撑着粗放型增长。我省市场化水平高的主要是制造业和商贸业，管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计划经济的做法，政府垄断主要资源，对资源配置限制干预过多。由于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政府为了招商引资拼命压价格，造成要素价格严重扭曲：资金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土地超低价甚至零地价、负地价，四分之一开发区的土地出让价不到开发成本，十分之一不到成本的一半；地方政府和企业主联手压低劳动力价格，导致劳动者低工资低保障。这就使企业普遍通过低成本的规模扩张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二是能力约束。从企业看，浙江民营企业是在缺乏知识和资金积累的情况下起步的，他们的最宝贵资源是勇气、胆魄和改变个人生存状况的强烈愿望，除此之外一无所有。因此简陋的装备和低层次产业就是他们的必然选择，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能力不足。从环境看，我省长期存在“三大相对滞后”，一是能够生产中高端技术的科研机构、能够降低交易成本的信息网络系统和证券交易市场系统等现代化基础设施、能够培养大批现代技术人才和现代经营管理人才的教育体系等高端要素积累相对滞后；二是微观主体多元化进程相对滞后，具有较强创新能力和市场势力的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混合所有制企业较少；三是信息、金融、会计、咨询、法律等现代服务业发育滞后，使我省企业发展缺乏强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和中心城市功能支撑。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我省企业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式经营转变。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代价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总体上是要付出代价的，企业对增长方式的选择取决于效益与成本的比较。浙江企业转变增长方式总体上还是收益大于成本。代价主要是政府面临的问题。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使各级政府面临三个“两难”问题：一是市场需求和要素供给的约束都在增强，但粗放增长还有一定发展空间，这使政府的区域经济政策和产业导向政策面临“两难”选择。二是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能力的提升需要有许多支撑条件和较长时间，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投资决策主要决定于企业看得见的成本和收益，因此，政府在区域经济投资驱动和创新推动的政策取向上存在“两难”选择。三是地方政府间的竞争相当激烈，政府在推进资源集约利用和节约方面，在产业准入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都面临着增长方式转变绩效和增长速度之间的“两难”选择。可以说，一个地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代价问题，实质是政府在转型绩效两者之间的价值取向。
去年下半年以来浙江工业增长速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速度等的回落引起的担忧和争论，就反映了价值取向问题。与会专家认为，投资下滑说到底是我们的体制性、结构性矛盾在起作用，是浙江进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阵痛期的必然产物。因此，早下滑比晚下滑好，下滑的幅度大一点比小一点好。经济一路高歌猛进时谁会想到转型？不下滑不足以使很多人头脑清醒、痛定思痛，不足以使科学发展观成为真正统领我们实际工作的指导方针，人们就不能深刻理解习书记讲的“凤凰涅磐，浴火重生”。“凤凰涅磐”就是先死后生！想要不痛不痒、什么代价都不支付，轻轻松松地完成转型，岂非咄咄怪事？！浙江增长速度回归是好事，是科学发展观指导的必然结果。原先速度过高不正常，现在是回归到正常情况。我们要以积极的眼光看待“转型代价”，认清沿海地区原来的增长道路走到头了，边际成本迅速提高，与其被动转不如主动转，把投资和工业的回落变成转型的契机，抓住这个“战略机遇期”。
增长方式转变要付出巨大代价，但也可以得到巨大收益。一是可以迫使企业提高效率，加快提升产业结构。低层次产品需求增长趋缓是推动浙江企业调整和提升产业结构的直接动力，而资源的瓶颈制约则可以给浙江提供新的机遇，因为除了土地外，各地所有企业都面临资源瓶颈制约，而浙江企业机制灵活，竞争能力较强，将有可能在这种约束中，拉大与其它地区企业的竞争力差距。二是可以强化以人为本的理念，提升浙江经济软实力。以人为本需要支付巨额的货币成本，如政府增强公共服务、提高征用土地的费用支付，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改善农民工的劳动环境等。但由此将消除对农民工生命和健康的透支，导致全社会精神文明素质普遍提高，人力资本加快积累。三是可以提高浙江的环境竞争力。如果我们坚持环保要求和环保措施，巨额的成本支付将导致一批低效率企业失去生存空间，同时将提高一部分产品价格，而这将有效改变企业和个人的行为方式，最后不仅将消化这些提价，而且还会迎来一个空气洁净、环境安静、山清水秀的环境。四是可以提高引进外资的质量。引进外资的数量可能会下降，但更有利于吸引高端产业进入。五是有利于减轻人口机械增长过快的压力。
四、可借鉴上海的做法及经验
面临上海主要经济指标全线回落，上海市政府吸取了15年前浦东开发的经验，提出了“主动转”、“借力转”的思路。上次借提前建设金融市场打好城市功能转变的基础，这次要借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一是借WTO过渡期结束。共享对外资开放的政策。二是借洋山深水港开港带动产业结构大转变，推动现代物流业发展，派生出一批现代服务业，发展临港装备工业。三是把长江现代航运体系与深水港枢纽工程结合起来，加上浦东综合改革开放实验区以及深水港10平方公里保税区，构成亚自由港，目标是自由港。四是可以借两岸“三通”带来的机会，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五是今后还可以借人民币可自由兑换，推动上海真正建成“四个中心”。
上海注重成本与代价的分析，寻找平稳过渡的方式，认为在三种情况下不能转：一是没有替代产业的，二是代价难以承受的，三是不确定因素很多，容易失控的。如上海近期内制造业还不能放，替代产业成熟后肯定要放，因为服务业收益更高。制造业总部设在上海，生产车间放到外地，重点北上苏北苏中。同时提升上海的综合服务功能，把发展服务业落实到产业和政策上。
五、降低代价，促进我省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对策和建议
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是要实现三个转变，即从产品优势向技术优势转变；从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变；从资源浪费型向资源节约型转变。一方面要把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内容，努力建设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资源节约型经济和资源节约型社会。要以科技进步为主要手段，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速实现产业升级。占地大、能耗高、技术含量低的企业要逐步淘汰或外迁。从而提高浙江在国际国内产业分工中的地位。另一方面要提高企业、产业、区域的国际竞争力，增强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在有限的土地上，用较低的能源和水资源消耗，通过外来资源的加工，实现高效的资源转换和空间上高密度的经济产出。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要素供给、市场机制的作用、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结构转换能力、政府的作用等多方面因素。这此要素对经济增长方式发生着复杂的交合作用，重要的问题在于市场机制、企业行为、政府作用要形成合力。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于克服体制障碍。有些体制问题是全国性的，一个区域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正视这一体制背景。但浙江还是要立足于率先改革，在制度的重新安排上走在前列。
一是要在要素配置市场化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现在要素价格不能反映要素的稀缺程度，不能很好地起到导向作用，企业尽可能地把环境成本外部化，政府难以有效控制。要通过资本、土地、技术、水资源和环境容量等方面的体制创新和制度建设，促进要素市场发育，激发竞争活力，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克服要素资源制约。特别是要在土地市场化方面率先改革，开发区实行市场化运作，切实提高土地价格。同时调整初次分配结构。提高工资水平，提高能源等要素价格，迫使企业增强技术创新能力和结构转换能力。
二是通过改革增加资金供给和技术供给。现在符合市场需求，能带来效益的技术太少，要设立中小企业创业基金，注入更有活力、有更高技术含量的项目。要有能促进和支持企业转变增长方式的资金供给政策，通过金融机构创新、利率形成机制创新、民资进入金融领域等；率先推进金融市场化。要充分利用外资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同时改革产业准入和市场准入制度，强制性淘汰落后技术与设备。
三是促进产业组织优化。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主要载体是块状经济和园区经济，要引导它们逐渐走向规模经济，降低物耗能耗，延长产业链，形成生态产业链。目前浙江的企业集群已出现从原有的马歇尔式集聚向轴幅式集聚转变的势头。这总体上对浙江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有利。但也可能会牺牲企业集聚效益，大量专业市场会走向衰落，不少大企业加快向都市圈集中，对企业原所在地的块状经济与财政形成冲击，造成城乡与地区间差别拉大等问题。因此，在这过程中，要通过促进大中小企业参股联合，集群型转移，加快建立各种中小企业的行业协会组织，加大对中小企业的保护，促进企业技术研发与品牌开发，同时靠市场机制淘汰一批落后企业。要加快落后地区公共设施建设的投入，推行落后地区人口迁移工程等，来尽可能减少产业组织转变带来的负面冲击，使浙江能在获得规模经济的同时，保持企业的集群效益。
四是引导集约型消费。在通过提高工资水平增加社会消费的同时，要制约非经济型的政策消费，加强对财政拨款单位的集团消费的监管，全面推进政府公开采购；要通过法规引导消费，如在交通方面鼓励使用低排量汽车和电动车等，而不是相反。
六、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关键在政府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转变政府的职能和行为，是对政府发展理念的转型和挑战。现在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是政府错位、越位问题。不少地方的政府还是把90％的精力用于经济运行，对企业的干预还很大。特别是“条条”牢牢控制权力，各部门都有否决权，相互牵制，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传统增长方式还有空间，主要是政府给它的。
一是要进一步转变观念，提高认识。现在不少领导干部的认识还远远不到位，把抓住战略机遇期理解为调高指标，不计代价地攀比增长速度，怕冷不怕热。而领导干部的行为受现行考核、晋升制度的很大影响。不改变用人导向，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很难的。
二是要真正转变政府职能，地方政府的职能要转到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上来。
三是减少政府对资源的垄断、控制、支配权。政府不要老是干预市场机制发出的正确信号。要改变开发区政企合一、不计开发成本、浪费资源的做法。
四是加强政府对市场准入、消耗指标，企业对社会的责任等的微观管制。要建立一些刚性的制度，出台一系列强有力的法规，来保证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促进对资源的利用和环境保护。产业微观管制要从产业结构政策为主转向产业组织政策调节为主。主要是对企业进入门槛、生产标准、环境保护、产品品牌、专利保护、反不公平竞争、广告法、劳动法（包括最低工资、作息时间、社会保障）等方面加强制度化管理。
